盧永根事跡心得個人體會篇1

盧永根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遺傳育種研究，他帶領研究團隊共選育出作物新品種30多個，累計推廣面積超過1000萬畝。他畢生艱苦樸素，勤儉節約，被稱為“布衣院士”。2017年，他在患重病期間，將畢生積蓄880多萬元全部捐給了教育事業，被央視評為“感動中國2017年度人物”。他在生前還決定，將遺體無償捐獻給醫學科研和醫學教育事業，最后一次作出自己的貢獻。

盧永根，廣東花都人，1930年12月出生于香港，1949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3年11月至1995年5月先后擔任華南農學院院長、華南農業大學校長。1993年11月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盧永根同志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遺傳育種研究。20世紀60年代，他協助著名水稻專家丁穎教授組織開展“中國水稻品種光溫條件反應特性研究”，其研究成果對我國各地區水稻引種、地方品種資源的改造和利用、耕作制度改革和品種選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

在紀錄片《南粵楷模》中，中國科學院院士、華南農業大學教授劉耀光對盧永根的教誨記憶猶新：“在科研方面，他經常教導我們要實事求是、誠實，對待科研的態度要嚴謹，不能搞花架子。”

在華南農業大學官方微信發布的長文中，講述了盧永根擔任華南農學院院長、華南農業大學校長的12年間，大刀闊斧推動學校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學科和師資隊伍建設的改革發展，選拔了一批中青年學術骨干。

華南農業大學副校長溫思美認為，盧永根院士對學校的長遠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到了1986年年底，整個大學的教師結構是個斷層，那個年代的職稱評選權力在上級，他為了推動學校年輕人才的發展和成長，專程去北京找當時的農業部長匯報，并且提出要在我們學校一批優秀的中青年中選拔一批任職年輕教師，破格提拔。”

“生活過得好，不是單純地追求所謂舒服……”盧永根同志生前無數次說，作為一名共產黨員，要把一生獻給祖國。學生們對他的印象也是如此：“從他的衣著、打扮來看，他就是一個很樸素的老人。我們平常一起吃飯都會遇到他，他就會拎個小飯盒，一起去飯堂。”

晚年罹患重病后，盧永根將畢生積蓄880萬元捐贈給華南農業大學，設立“盧永根·徐雪賓教育基金”，用于獎勵品學兼優的學生、忠誠于教學科研的青年優秀教師和支持開展學術交流。同時，決定去世后把遺體無償捐獻給醫學研究和醫學教育事業。華南農業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秘書長龍新望曾經在節目中深情回憶：“他用他虛弱的身體，顫顫巍巍地把整個牛皮紙包著的銀行存折拿出來，來輸密碼。”

記者找到了此前盧永根在采訪中對學生勉勵的錄音。殷殷囑托中，赤誠之心滿是期待：“我非常興奮，非常感動，看到我們國家發展進入了新時代。我希望他們在社會上繼續努力工作，為國家作更大貢獻。”

記者昨天(12日)聯系華南農業大學，校方表示，根據盧永根同志本人生前遺愿及家屬意愿喪事從簡，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因為按照盧院士的意思，他想一切從簡，也不開追悼會，他也不想打擾他的家人和學生。”

昨天(12日)下午，不少學生自發來到華農院士廣場盧永根院士的雕像前，手捧花束深切悼念和緬懷。

老校長，一路走好!

盧永根事跡心得個人體會篇2

盧永根，作物遺傳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華南農業大學教授。祖籍廣東花都，1930年生于香港。

盧永根長期從事作物遺傳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研究領域包括稻的遺傳資源、稻的經濟性狀遺傳、稻的雄性不育遺傳和栽培稻的雜種不育性遺傳等方面。曾協助中國科學院院士丁穎開展中國水稻品種的光溫生態研究，主持總結該項工作并參加撰寫《中國水稻品種的光溫生態》，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在水稻遺傳資源、水稻半矮生性、雄性不育性、雜種不育性與親和性等方面的遺傳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特別是提出水稻“特異親和基因”的新學術觀點以及應用“特異親和基因”克服秈粳亞種間不育性的設想，被業界認為是對栽培稻雜種不育性和親和性比較完整和系統的新認識，在理論上有所創新，對水稻育種實踐具有指導意義。

盧永根今年已84歲高齡，身體硬朗，精神矍鑠。他每天仍行走在華南農業大學的高樹綠蔭之下，行走在家里和辦公室之間。他的治校和治學理念已經融入華南農業大學的精神，而他本人，也成為華南農業大學最寶貴的財富。

40多歲的年齡差異，并沒能阻擋兩人互相學習的勁頭：在學術上，盧永根不停地向丁穎靠攏;在政治上，丁穎也經常向盧永根請教。

從“香港仔”到革命者

盧永根祖籍廣東花縣，即如今的廣州市花都區。其祖父幼年家貧，輾轉至香港謀生，先在一家海味店當伙計。因為為人誠實勤勞，在香港得以立足，并逐漸富裕。盧永根的父親盧國棉是一家英國律師行的高級職員，家境已頗為殷實。

1930年，盧永根出生于香港，在這個典型的中產家庭中排行第四。1936年開始入讀香港粵華中學附屬小學，接受到較好的香港教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香港仔”。1941年，在盧永根讀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軍占領。盧國棉眼看局勢危急，便安排將盧永根等幾位兒女送回老家的鄉下避難。但廣東花都當時也屬于淪陷區，不僅三天兩頭有日軍到鄉下來騷擾、很不安寧，而且那里的物質生活也非常貧乏。和之前在香港的生活相比，有著天壤之別。

盧永根自小接受香港殖民地教育，民族意識本來比較淡薄，但此時親眼目睹日軍兇殘，也體會到戰爭對人民生活的影響，體會到當亡國奴的苦楚，他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在鄉下待了將近兩年之后，盧永根返回香港，入港僑中學讀初中。不久，日軍宣布投降，部分國民黨軍隊進駐香港。然而，媒體報道的“國軍”在香港的種.種行為，讓年輕的盧永根日益失望。

初中時期，有兩種學校可供他選擇：一是上英文書院繼續接受英式教育，另一是上中文書院。民族意識已經覺醒的盧永根沒有遵照父親的意愿繼續讀英文書院，而是自己選擇了嶺英中學。

在嶺英中學，盧永根碰到了思想進步的語文老師林莽中(蕭野)，并經他介紹到香港培僑中學讀高中。在盧永根看來，培僑中學的三年時光，是他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的重要時期，在這里他從一個無知的青少年成長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

培僑中學是一所愛國的進步學校，愛國和民主思想非常活躍，學校里經常有來自內地的進步人士，在這里舉行讀書會、時事報告會等，盧永根深受感染，他自己也開始熱衷于投身各種進步活動，成為一名非常活躍的進步學生。他參加民主競選，當選為香港培僑中學學生自治會主席。他組織辯論會，號召同學們關注社會的未來。

1947年12月，盧永根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同志會”，并積極開展地下活動。1949年8月9日，年輕的盧永根在香港加入了中共地下黨。

在高中即將畢業的時候，黨組織通知盧永根，高中畢業后他可能有三種去向：一是直接投身解放事業，回內地打游擊;二是繼續留在香港升學或工作;三是回內地，繼續學習。經反復研究，黨組織決定安排盧永根回內地，到嶺南大學讀書和從事革命工作，到廣州去迎接解放。

就這樣，一位自小接受英式教育的“香港仔”成為了年輕的革命者，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到私立嶺南大學去學習。

丁穎的得力助手

1949年8月，盧永根按照組織上的安排，順利考入私立嶺南大學醫學院，同時領導著嶺南大學的地下學聯工作。之后不久，因承擔社會工作過于繁忙，而醫學院的課程又過于繁重，盧永根轉入了課業負擔稍輕的農學院，自此開始接觸到自己一生的研究事業——農學。

1952年11月，全國院系調整，嶺南大學農學院和中山大學農學院合并為華南農學院，盧永根也隨之成為華南農學院大四的學生。

在華南農學院里，盧永根認識了原中山大學農學院院長丁穎教授。丁穎早年留學日本學農，回國后在廣州從事稻作研究，卓有建樹，在20世紀30年代我國的水稻育種領域便有“南丁(穎)北趙(連芳)”之稱。丁穎給高年級學生講授專業補充課，主要內容是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演變和中國稻作區域劃分，這門課程深深吸引了盧永根，也直接促使他日后走上稻作研究之路。

1953年8月，盧永根大學畢業，黨組織安排他留校任教。從此他成為作物遺傳育種學的助教，不僅從事教學，也承擔一定的研究任務。

留校工作之后，盧永根和丁穎在工作上有了更多交集，除了在學院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之外，他們還是華南農學院僅有的兩位廣州市人大代表，常常要一起去參加會議。40多歲的年齡差異，并沒能阻擋兩人互相學習的勁頭：在學術上，盧永根不停地向丁穎靠攏;在政治上，丁穎也經常向盧永根請教。

1955年，經華南農學院選派，盧永根到北京農業大學參加為期兩年的“全國作物遺傳選種進修班”，課程內容以米丘林遺傳學為主，由蘇聯專家費·米·普羅茨科夫講授。但盧永根本人根據以往的育種實踐，主張實事求是，反對全盤以米丘林遺傳學作為業務指導。他堅持認為“蘇聯專家的國際主義精神是很感人的，但政治和業務不能混為一談，美國教授業務(注：主要指摩爾根遺傳學)好，但政治上反對我們，這個我們也分開來看”，而當時的狀況是“對蘇聯專家盲目崇拜，對中國專家不夠重視”。在1958年的整風運動中，這些觀點成為盧永根政治上的重大問題，被給予留黨察看一年處分。

1957年，丁穎被任命為中國農業科學院首任院長，調往北京工作，但許多業務工作仍留在華南農學院，盧永根繼續在這里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1961年8月，中央決定為老專家配助手，丁穎選中了盧永根。次年八月，盧永根赴北京中國農業科學院，成為丁穎的科研助手。

身為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的丁穎并沒有因為行政工作繁忙而放棄自己的研究業務，他多年一直希望進行的全國范圍內的水稻品種和栽培技術考察開始實施，盧永根成為本項研究最重要的參與者。甚至，在有些丁穎無法親自參與的時候，由盧永根來代替他完成了部分工作。

這項被稱為“中國水稻品種光溫條件反應研究”的項目，給年輕的盧永根奠定了一生的研究基礎。他親隨丁穎，奔赴內蒙古河套、寧夏、甘肅、新疆以及陜西西部和陜北、河北、山西、山東等地，一方面聆聽丁穎先生的教誨，一方面也考察了各地的水稻品種、性狀、栽培方法等。正是因為親歷過這些考察，結合他驚人的記憶力，盧永根對全國各地的水稻品種有了充分的了解，在自己的腦海中建立起了巨大的數據庫。對于全國各地的水稻品種和性狀，他都如數家珍。

調研的同時，盧永根也收集到各地不同的稻種。這些積累，成為我國水稻遺傳育種重要的基礎性資源。

研究進行過程中，1964年10月丁穎院長因病不幸去世。盧永根牽頭完成了研究的后續工作和項目總結，包括光溫生態試驗所產生的大量數據的整理工作。1978年，在水稻光溫生態試驗數據基礎上形成的《中國水稻品種的光溫生態》一書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成為我國水稻育種工作者最重要的參考書，同時也獲得了全國科學大會獎。

專注水稻育種

丁穎去世之后，盧永根回到華南農學院，繼續從事水稻遺傳育種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他帶回丁穎院士生前收集的七千多份稻種，成為華南農學院開展水稻育種最寶貴的資源。據他的學生劉向東介紹，這個種質資源庫，不僅學校的研?咳嗽笨梢岳茫部鷗泄蒲г骸⒏吹┐笱А⒅猩醬笱У裙?內科研機構，后來逐漸擴充到一萬多份水稻種質資源，是我國水稻種質資源收集、保護、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寶庫之一。

“”運動初期，盧永根被戴上“死不改悔走資派兼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后來被下放廣東翁城干校，在這里度過了十年的時光。直到1978年，盧永根才遷回廣州。

1978年8月，由國家農牧漁業部派遣，盧永根到菲律賓的國際水稻研究所參加“遺傳評價與利用”培訓班學習，為期4個月，在培訓班結業考試中，盧永根在來自11個國家的31名學員中，成績名列第一。培訓結束后，盧永根以訪問學者身份又留所從事研究工作2個月。

20世紀50年代，我國的科研人員培育出水稻矮稈品種，大大提高了水稻產量。同時，矮稈也有利于提高水稻的抗倒伏性，因此對水稻矮生性遺傳規律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0世紀70年代末期，盧永根對此進行了研究。他選用矮腳南特等4個早秈稻矮源，分別與高稈品種冷水麻雜交，通過對其雜交后代的遺傳分析，研究矮源的基因型和遺傳方式。通過實驗，盧永根發現水稻品種的半矮生性屬簡單遺傳，受一對隱性主基因控制，同時還存在一些修飾基因。因此，他提出矮稈水稻品種并非越矮越好，半矮生性品種比較符合中國當前育種的要求。與此同時，他將中國現有的水稻矮稈品種劃分為矮生性和半矮生性兩個類型和四個群，其中半矮生性的遺傳方式較簡單，容易在其后代得到穩定。盧永根還強調，理想的矮源不僅遺傳組成應屬于半矮生性，而且要具備優良經濟性狀和高的配合力。這些研究結果為有效利用現有水稻矮源和人工創造新矮源提供了理論依據。

1980年，盧永根以公派訪問學者身份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留學，與美國著名水稻遺傳育種專家J.Neil Rutger博士合作研究。在這里，他將自己對水稻育種的研究拓展到了細胞生物學層面，進行水稻誘導胞核雄性不育突變體的細胞學研究。盧永根將11個水稻胞核雄性不育突變體劃分成四類：可染花粉敗育型、部分花粉敗育型、完全花粉敗育型和無花粉型，進而在花粉母細胞減數分裂和小孢子發育期對這四類胞核雄性不育突變體進行了細胞學觀察，探討它們的敗育機理。結果表明，明顯的染色體畸變與胞核雄性不育性有著密切的關系。

丁穎在《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及其演變》一文中認為，中國栽培稻起源于華南，而分布在華南的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在丁穎的影響下，盧永根也開始密切關注中國稻作的起源問題，并多次與梁家勉等知名農學史家交流。但多年以來，對中國栽培稻起源的研究，多限于歷史學、考古學等少數幾個領域。盧永根在20世紀80年代從細胞遺傳學的角度對栽培稻種的起源進行了研究。他選擇了原產中國的普通野稻、藥用野稻和疣粒野稻三個野生稻種，對它們進行粗線期核型的研究，并與栽培稻進行比較分析，建立了中國三個野生稻種的粗線期核型。他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三個野生稻種的粗線期核型存在著差異，其中普通野稻與栽培稻在染色體長度變化范圍、相同類型和編號的染色體數目、核仁組成中心的位置以及染色粒的分布方式等方面均表現出最大相似性，從而進一步印證了丁穎的論點，即普通野稻是中國栽培稻的近緣祖先。

盧永根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遺傳育種研究。20世紀80年代初期他帶領團隊研究水稻的雜種不育性，并和助手張桂權一起提出了水稻“特異親和基因”的概念，以及應用“特異親和基因”克服秈粳亞種間不育性的設想，被業界認為是目前對栽培稻雜種不育性和親和性比較完整和系統的新認識，對水稻育種實踐具有指導意義。通過不同時期的研究，盧永根弄清了多胚水稻多胚發生的細胞學機理，弄清了光溫敏核不育水稻及栽培稻雜種不育性的細胞學機理，發掘出一批攜帶有胚囊和花粉育性基因的新種質，創建了一大批同源四倍體水稻等新種質。這些研究成果，對我國的水稻遺傳育種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做好三種角色

1983年，盧永根擔任華南農學院院長，開始了長達13年的校長生涯。上任之初，在接受《光明日報》記者的專訪時，盧永根談到自己的黨員、校長、教授這三個角色的關系，說自己謹記“先黨員，后校長;先校長，后教授”的原則，這個簡單原則體現了盧永根對黨的教育事業高度負責、學校利益高于一切的責任感。

這句話雖然簡單，但真正要把握好這三種角色的關系很難。盧永根用自己的行動表明，他真正做到了。

在盧永根看來，很多人是有多重身份的，比如說既是專家，又是黨員。如果他們在黨內以專家自居，在黨外的專家面前又標榜自己為黨員，這是不行的。而他自己首先是一個黨員，工作上首先要從大局出發;在校長和教授身份上，自己首先應該考慮校長這個角色。既然是校長，就要著眼于學校的發展，就要把自己教授的工作和身份暫時放下。特別是不能利用校長的身份，給自己的教授身份獲得好處，比如學校的資源向自己的研究方向或實驗室傾斜，利用自己的地位幫助自己的團隊獲取研究經費等種.種好處。

這一點，給張桂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據他回憶，老師盧永根擔任校長的13年，完全是全心全意站在學校的高度，為學校全局謀發展，但也恰恰是他自己的實驗室發展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時期。

身為校長，盧永根堅持著自己的治校理念。在他的回憶中，當校長期間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擺在首位的是學校的人才隊伍和學科建設;第二，堅決抵制住了學校為主體的商業行為;第三，不遺余力地進行校園環境建設。在若干年后的今天看來，這三件事，都交出了讓人滿意的答卷，而正是這份答卷為學校的未來發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盧永根事跡心得個人體會篇3

作為華南農業大學的校長，盧永根這樣定位自己的三重角色：“先黨員，再校長，后教授。”

盧永根院士一生非常節儉，80多歲的老兩口依然像尋常百姓一樣，從來不用車接車送，而是背著雙肩包、頭戴遮陽帽，擠公交、換地鐵;吃飯和學生一起在食堂排隊打飯，吃得一粒米都不剩，看到有學生剩飯，盧永根總忍不住提醒：“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多少株水稻才能出一碗米飯?”

其實，早在2015年，他就和老伴回到家鄉，把祖上留下的兩間價值100多萬元的商鋪，捐贈給當地的羅洞小學。別人都認為他傻，自己的東西干嘛往外捐啊!

大家說是“捐”，可盧永根不這么認為，他卻說是“還”，他說：“黨培養了我，這是做最后的貢獻。”老伴徐雪賓也說：“我們兩個年輕時就受到黨的教育，國家給了我們許多，我們用不完了，當然還回去。”

她不僅僅是還錢，把自己的身體都還了出去，他說自己的一切都是黨和國家給予的，者必須要還回去。。

“布衣院士”盧永根走了，走得干干凈凈、清清爽爽，了無遺憾的離開了我們。

他不留財產、不留遺體、不留墓碑，但是，他卻留下了很多很多……

這就是布衣院士的高風亮節，他把祖國和黨的利益看做高于一切，甚至高于自己的生命，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國家和黨給予的，所以，他也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黨和人民，錢財也好，生命也罷，活著為人民做貢獻，死后還要捐獻遺體，真是傾其所有，為國為民。

想到社會上那些有一點點本事就驕傲的不行的所謂知識分子，想到那些，有一點點能耐就到處大肆宣揚的“飽學之士”，想到那些為了金錢走穴撈金的明星，再看看我們的布衣院士盧永根，你們有沒有感到汗顏。

祖國需要盧永根這樣的院士，也需要千千萬萬的青年人學習他的精神，如果我們每個中國人都像盧永根教授一樣，我們偉大的祖國何愁不繁榮富強，何愁不傲立于世界之林。

盧永根事跡心得個人體會篇4

盧永根，廣東花都人，1930年12月出生于香港，1949年8月，他在香港加入中共地下黨。1952年，作為學生的盧永根在華南農學院遇到了我國著名農業科學家、教育家丁穎。

他繼承了丁穎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稻種資源，后來逐步擴充到1萬多份水稻種質資源，這成為我國水稻種質資源收集、保護、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寶庫之一。經過數十年堅持不懈的研究探索，盧永根帶領研究團隊共選育出作物新品種30多個，累計推廣面積超過1000萬畝。

從1983年開始，盧永根擔任華南農學院和華南農業大學校長。一大批優秀的青年科技人才在他的感召下，放棄國外的優渥生活回到祖國，成長為各自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

盧永根畢生艱苦樸素，勤儉節約，被稱為“布衣院士”。

盧永根：中國知識分子長期的優良傳統，就是憂國憂民，不光考慮自己，經常考慮老百姓的情況，考慮國家大事。

晚年罹患重病后，他和妻子徐雪賓將幾乎畢生積蓄880萬元捐贈給華南農業大學，設立“盧永根·徐雪賓教育基金”，用于獎勵品學兼優的學生、忠誠于教學科研的青年優秀教師和支持開展學術交流。同時，決定去世后把遺體無償捐獻給醫學研究和醫學教育事業。

記者短評：信念堅定，忠誠如山，獻身科研，勇挑重擔!盧永根與共和國同成長、共奮進，把個人理想融入黨和國家事業，這名永葆初心矢志奮斗的“布衣院士”用畢生實際行動踐行了一名老共產黨人的入黨初心，而這，也是激勵年輕一代在新時代堅守初心、砥礪前行的榜樣力量!

盧永根事跡心得個人體會篇5

前幾天，單位組織我們觀看了盧永根先進事跡短片，感觸頗深。盧永根，他是著名作物遺傳育種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華南農業大學教授，被人們稱為“布衣院士”。他生于兵荒馬亂之際，為黨的事業奮斗70載，盧永根的人生，從一開始就打上了大時代的烙印;他的命運，也早與黨和祖國緊密相連。

“要把一生獻給黨和祖國!”盧永根用行動踐行著自己的承諾。

心中有黨。1941年，香港淪陷，當時讀小學六年級的盧永根在鄉下避難時親眼目睹了日軍的兇殘，民族意識開始覺醒。1949年8月9日，19歲的盧永根在香港加入了中共地下黨。晚年他們分兩次將畢生積蓄880萬余元轉入華南農業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賬戶，設立“盧永根·徐雪賓教育基金”。這是華農建校108年來，最大的一筆個人捐款。“黨培養了我，我要將個人財產還給國家。”盧永根說。　2017年3月21日下午，身患癌癥尚在治療期間，盧永根攜夫人徐雪賓鄭重地在捐贈協議上簽下名字。“舉起右手，面向北方、延安宣誓，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中國人是守諾的，你向黨、向人民作過許諾、宣誓，那自己要遵守。”盧永根的命運自此與黨和祖國緊密相連，始終不渝地踐行著這份承諾。

心中有國。　“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盧永根常把法國科學家巴斯德的名言掛在嘴邊。他曾三次到國外探親和訪學，在異國豐厚的物質生活面前，他選擇學成歸國。改革開放后，盧永根到美國探望病重的母親，以公派訪問學者身份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留學。在美期間，美國的親人竭力說服他留下來，但被他堅決地拒絕了。他說：“因為我是中國人，祖國需要我!”不僅自己心中有國，他還教育、呼吁廣大學子廣大科學家回國發展。盧永根擔任華農校長期間，在學校做了一場演講，那晚沒有燈光，草坪上密密麻麻坐滿了學生。他對學生們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祖國故，二者皆可拋。”對即將出國深造的每一位教師都要促膝談心，勉勵他們早日學成回國。1994年給遠在加拿大留學的女婿寫信，信中說到“真正愛國的青年科學家都應扎根祖國”。擔任校長13年間，借助國外學習的知識和經驗，盧永根大刀闊斧改革，推動了華農的跨越式發展。

樸素的房間，幾把老式座椅，節約的科學家將畢生積蓄還給國家。藥水充斥的醫院，花白的頭發，虛弱的身體卻迸發巨大的能量與精神。他教會多少人努力學習，報效祖國。他教會多少熱愛黨、忠誠黨、奉獻黨。這讓我再次深思自己“為什么入黨，入黨為什么”這個問題，也許作為一名黨員我還差的太多太多，但是從今天開始，我會更加努力向這位老黨員看齊。

盧永根事跡心得個人體會篇6

他，是中科院原資深院士，曾任華南農業大學校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副主任。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遺傳育種研究，帶領研究團隊共選育出作物新品種30多個，累計推廣面積超過1000萬畝。

他，因為畢生艱苦樸素、勤儉節約，被稱為“布衣院士”。2017年，他在患重病期間，將畢生積蓄880多萬元全部捐給了教育事業，被中央電視臺評為“感動中國2017年度人物”。他在生前還決定，將遺體無償捐獻給醫學科研和醫學教育事業，為黨和國家最后一次作出自己的貢獻。他就是“時代楷模”盧永根，永葆初心、矢志奮斗的布衣院士!

“舉右手，面向北方。延安，就在北方。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這些……還記得。”這是“布衣院士”盧永根在當選為“2017年度感動中國人物”時，回憶他于1949年8月9日在香港正式加入中共地下黨時的話語。

1949年盧永根在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進入華南農學院學習，開始了他畢生傾注心血的農學研究事業。

盧永根深知教育和培養人才的重要性。在擔任華南農學院院長期間，他破格晉升8名中青年學術骨干，打破了當時論資排輩的風氣，轟動全國。

盧永根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遺傳育種研究，長期奮斗在科學研究和高等農業教育第一線。在紀錄片《南粵楷模》中，中國科學院院士、華南農業大學教授劉耀光回憶說：“在科研方面，他經常教導我們要實事求是、誠實，對待科研的態度要嚴謹，不能搞花架子。”

在生活中，盧永根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節儉樸素的優良作風，家中仍在使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舊沙發、舊鐵架床、舊電視。他說：“不舍得(扔)，這些東西沒有用光用爛，還能用。我認為生活過得好，不是單純地追求所謂舒服，我很注重建立一種比較好的生活方式。不可能萬事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生活中近乎苛刻節儉的他，對捐資助教卻毫無保留。晚年罹患重病后，他將畢生積蓄880萬元捐贈給華南農業大學，設立“盧永根·徐雪賓教育基金”;而后又親手簽訂了遺體捐贈志愿書，他將此看作院士最后的科普工作，是他作為一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最后堅守。

他逝世后，華南農業大學校方表示已經按照他本人生前遺愿和家屬意愿，喪事從簡，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盧永根院士的卓越品質充分展現了一名共產黨員、教育工作者和農業科學家的可貴精神和高尚情操。

盧永根事跡心得個人體會篇7

8月12日，剛剛過完入黨70周年的“生日”，89歲的他安詳離世，走得坦坦蕩蕩。

積蓄，全都捐了，880多萬元，一分不剩，捐給了華南農業大學;后事，如他所愿，沒有告別儀式，遺體捐給國家;最后一筆黨費，老伴代交了，有1萬元之多……

這一生，他是那樣簡樸，簡樸到家里連窗簾都不掛;可他又是那樣富足，一生家國情，桃李滿天下，身后澤被萬千學子， 留下了閃光的無字豐碑。他曾說，生活過得好，不是追求舒服，而是“無愧我心”。

他，就是華南農業大學原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水稻遺傳學家盧永根，人們親切地稱他為“布衣院士”。

“中國共產黨指給我有意義的人生之路”

生命最后的時光，盧永根躺在病床上，有些疲倦。可一說起當年入黨時的情形，他眼中立刻發出明亮的光。

“當時在香港，一個很小的房子，有面墻壁掛著黨旗。”老人的廣東口音有些顫抖：“舉右手，面向北方，延安就在北方，延安就是我們心中的太陽。”

1930年，盧永根出生于香港的一個中產家庭，家里有電話、出門有汽車。11歲那年，日寇占領了香港，他被父親送回廣東花都老家避難，誰料想，這里也被鐵蹄踐踏。

“老盧看到日本鬼子檢查‘良民證’，一不順從就一巴掌打過來。”老伴徐雪賓說，這一幕讓老盧永世難忘。親歷了國土的淪喪，目睹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盧永根陷入了迷茫。就在這時，一道“紅光”照進了他的人生……

1949年8月9日，盧永根在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其實，早在兩年前，17歲的他就瞞著家人，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決定，加入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同志會”。“對祖國的命運自當不能袖手旁觀!”盧永根如是說。

“他把入黨那一天看成生日，新生命的開始。所以，每年這一天，我都為他過生日。”87歲的老伴徐雪賓顫巍巍地笑了，有點羞澀地透露了一個小秘密：“我想在這一天，一定干一件最讓他喜歡的事，所以在1957年8月9日，答應與他結婚。”

新中國成立前夕，盧永根受黨組織派遣，離開香港，前去廣州領導地下學聯，迎接廣州解放。“我為什么要拋棄安逸的生活而回內地呢?是中國共產黨指給我有意義的人生之路，只有社會主義祖國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盧永根說。

作為華南農業大學的校長，盧永根這樣定位自己的三重角色：先黨員，再校長，后教授。

“雖然我現在疾病纏身，無法自由地行走，但是，我的意識是清醒的，我的牽掛是不變的，我的信仰是堅定的!”歲月時光無法磨滅盧永根的初心。住院不久，盧永根和老伴向黨組織鄭重申請：“我倆大半輩子都沒有離開過黨。這個時候，也不能沒有組織生活。”對此，校黨委決定，由農學院黨委書記等幾名黨員參與，每月在病房開一次黨員學習會。

“我是炎黃子孫，要為自己的祖國效力”

“這片野生稻太好了，我們沒白爬上來!”2001年10月的一天，廣東佛岡的一個山頂上，71歲的盧永根一手拄拐、一手扶樹，開心得像個孩子。

爬山不容易，盧永根拄著拐杖，感覺很吃力。“盧老師，您別上去了，我們上去采回來!”學生劉向東不忍。“要上去!野生稻的生長環境很重要，我想去看。”沒辦法，學生架著他，一步一挪，齊腿深的草打得褲管刷刷作響。

野生稻，攜帶栽培稻不具備的抗蟲、抗病基因，是改良水稻的重要種質資源。連續幾年，盧永根帶著學生們奔波在廣東高州、佛岡、遂溪、博羅、惠來等地，苦苦找尋……

盧永根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成為“中國稻作科學之父”丁穎教授的助手。“抗戰時，丁老師帶著水稻種、番薯種，一直逃難到云南，把種質資源保護下來。”盧永根十分敬佩。丁老師去世后，盧永根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帶領團隊完成了恩師未竟的事業，保存了具有特色的野生水稻基因庫，首次提出水稻“特異親和基因”的新觀點……近些年，盧永根研究團隊共選育出作物新品種33個，在華南地區累計推廣面積1000多萬畝，新增產值15億多元。

這對師生，還有一段佳話。學術上，丁穎是盧永根的老師，是他的領路人，但在政治上，盧永根是先行者，是進步青年，他多次對丁老師說：“像您這樣先進的老科學家，應該盡早成為共產黨的一員。”終于，丁穎在68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

上世紀80年代，高校論資排輩風氣嚴重，年輕科研工作者難以“出頭”。怎么辦?時任華南農業大學校長的盧永根決心要捅破這層“天花板”。他沖破重重阻力，破格晉升了8名中青年學術骨干，平均年齡40歲，最小的年僅29歲，其中5人直接由助教破格晉升為副教授!

“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盧永根的日記扉頁上，抄寫著艾青的詩句。

曾幾何時，在美國的姐姐苦勸盧永根一家移民，可怎么也說不動他。盧永根說：“我是炎黃子孫，要為自己的祖國效力。”他在給留學生的信中寫道：“外國的實驗室再先進，也不過是替人家干活。”在他的勸導下，多名學生學成歸國。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祖國故，兩者皆可拋!”在一次對學生的演講中，盧永根化用著名詩句深情表白。晚年，又有人問他為什么非要留在國內，他說：“你向黨、向人民作過許諾和宣誓，那自己要遵守了!”

“黨培養了我，這是做最后的貢獻”

“老盧啊，你身后，儲蓄怎么處理?”2016年底，身患癌癥的盧永根住院，老伴徐雪賓問道。

“捐!”盧永根脫口而出，只有一個字。

“好，我也是準備捐的。”沒有任何思想斗爭，老兩口就做出了這個決定。

2017年3月14日下午，盧永根被人攙扶著，吃力地邁上銀行臺階。他顫巍巍地打開黑色舊挎包，掏出了里面的10多張存折。周圍安靜極了，只見盧老吃力地在一張張憑證上簽字，一次次輸入密碼。不久后，他又在另一家銀行，捐出了其他剩余積蓄。

8809446. 44元!老兩口沒有留給唯一的女兒，而是成立了“盧永根·徐雪賓教育基金”。徐雪賓說：“我們的生活樣樣都得到滿足了，這些錢就是多余的。”

樣樣都得到滿足了?走進老人的家，仿佛回到上世紀。鐵架子床銹跡斑斑，掛蚊帳用的是竹竿，一頭綁著繩子，一頭用釘子固定在墻上;臺燈是幾十年前的款式，收音機壞了修了再修……

“這些東西沒有用光用爛，還能用，物還沒有盡其用。”盧永根說。“床已經很好了，我們剛結婚時，4個條凳架上板子，就是床。”徐雪賓很滿足。

出門，80多歲的老兩口背著雙肩包、頭戴遮陽帽，擠公交、換地鐵;吃飯，叮叮當當拎著飯盒，和學生一起在食堂排隊打飯，吃得一粒米都不剩……看到有學生剩飯，盧永根總忍不住提醒：“多少株水稻才能出一碗米飯?”

這已經不是盧永根第一次捐贈。早在2015年，他就和老伴回到家鄉，把祖上留下的兩間價值100多萬元的商鋪，捐贈給當地的羅洞小學。

這些壯舉，大家說是“捐”，可盧永根卻說是“還”：“黨培養了我，這是做最后的貢獻。”老伴徐雪賓也說：“我們兩個年輕時就受到黨的教育，國家給了我們許多，我們用不完了，當然還回去。”

不僅“還”錢，他們覺得連自己的生命都是黨和國家的，也要“還”回去。于是，雙雙辦理了遺體捐獻手續。

“布衣院士”盧永根走了，走得干干凈凈、清清爽爽。他不留財產、不留遺體、不留墓碑，但是，他卻留下了很多很多……